《当代电影》｜跟谢导拍《鸦片战争》的时候——纪念谢晋诞辰一百周年

创作谈 作者：侯咏 责任编辑：杨天东 版权：《当代电影》杂志社 来源：《当代电影》2023年第11期 侯咏 编剧/导演，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教授 在我从事电影摄影师的四十多年间，曾与中国老、中、青五代电影导演合作过。其中，老一代导演就是谢晋，我们在1996年合作拍摄了影片《鸦片战争》。 从我进入《鸦片战争》剧组，开始选景、筹备，到完成后期调色、出“标考”，历时一年多时间，其中，拍摄期长达七个月。虽然那已是在脑库深处封存了27年的如烟往事，而今顺着线头轻轻一牵，却牵出一长串深藏的记忆，而且越拽越长，如同拉片显影一般，一幕幕影像逐渐清晰。 1995年底的一天，我在北京电影洗印厂遇到一位和蔼的陌生人，他匆匆忙忙地告诉我，谢晋导演想邀请我做《鸦片战争》的摄影师。此人就是影片的总制片林炳坤。 在此之前，我曾错过一次与老一辈艺术家凌子风导演合作的机会。几年后，老人家完成了他的遗作便悄然仙逝了。我为此极度抱憾。因此，我对这次与谢导合作的机会极为重视，决心一改我年少无知的莽撞，好好向老一辈艺术家学习。我之前并不认识谢导，像许多人一样，我看过他几乎所有的作品。在我眼里，他是中国电影界的一棵大树，既清晰又遥远。 第一次接触谢导 《鸦片战争》的剧本创作、美术前期筹备以及演员准备等工作，在我进组的一年多前就已经开始了。 1996年初春，我和其他主创人员一道住进了谢导的松江别墅，参加为期数日的剧本讨论会。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与想象全然不同的谢导。当时，谢导体格健硕，声如洪钟，机智而幽默，除了听力有些不好之外，完全不像已过70岁的人。最令我惊讶的是，他竟然具有老顽童一般的性格。 谢导的松江别墅，装修、设施极为简朴，甚至没有暖气、空调。床铺不够，我们几个年轻人只能打地铺，睡在地板上。第一个晚上，我裹着被子读剧本，越读被窝里越凉，早晨醒来，我的两只脚还是冰冷的，这让我第一次见识了江浙地区“倒春寒”的厉害。 当晚，我认真写下自己对剧本的意见和建议。第二天早餐时，我把它们放在了谢导房间的书案上。上午开会之前，我问谢导看到我写的剧本意见没有，他并不理会我的问题，转头对大家说：“侯咏的字写得很好啊！” 后来我反思：对于已经为剧本反复研讨、思考、修改、打磨一年多的谢导来说，我的剧本意见以及表达方式一定是过于简单、幼稚，不得要领，甚至鲁莽，而且还全然不觉。 广东选景 《鸦片战争》场景众多，涉及广东虎门、佛山、番禺，北京，英国伦敦，浙江舟山、东阳、横店等多处拍摄地点。选景阶段，我们要跟随谢导将所有这些地方勘查一遍，有些景点甚至要去两三次。 与去其他地方选景有所区别，也与以往其他影片的选景不同的是那次广东选景。我发现，在常规的选景队伍中，除了导演、摄影、美术、制片等主创人员之外，鲍国安、林连昆（分别饰演林则徐和琦善）等几位主要演员也跟随剧组一同前往。当时我想，到底是大导演的巨片，能让演员在选景过程中就一道感受真实环境、寻找历史人物的感觉。用当时的话说，就是“体验生活”。这是老一辈艺术家艺术创作的必经之路，是他们留给我们行之有效的创作方法和宝贵的艺术传统。只可惜，当今越来越多的艺术创作沦为了商品生产。“体验生活”的优良传统早已被弃置高阁，无人问津。 在广东选景阶段，最令我难忘的一件事，是在一处清代名园内选定的林则徐公馆的勘查中。谢导将美术、置景、道具、摄影、灯光等方面的问题都在现场与各职能部门长敲定之后，便喊来演员鲍国安、林连昆等人在现场走起戏来。走戏过程中，谢导总能及时、敏锐地发现演员反应中的问题，并随口指出“不要未卜先知”。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经历演员在选景现场走戏的情景，给我上了一堂实战导演课。后来得知，这场戏，谢导和演员们此前在“北京人艺”的排练场里排演过多次。这种对艺术精益求精的态度和作为，实在令我感叹不已。 《鸦片战争》拍摄现场 横店开山第一棵树 享有“中国好莱坞”的横店影视基地在今天远近闻名、童叟皆知。然而，1996年以前的横店还是个默默无闻、与影视毫无关联、靠着土建工程和电磁芯生产为基础产业的山区小镇。一年来，在北京、四川、上海、杭州等地苦苦为《鸦片战争》寻找造景场地而无果的谢导，带领我们主创人员去浙江东阳卢宅选景。不知何种因缘，时任横店大队支部书记的徐文荣专程派人前往卢宅，盛情邀请谢导去横店相会。当晚，谢导带着影片拍摄场景的需求，与徐文荣会了面。谁知两人一拍即合，酒席上当即敲定在横店建设影视拍摄基地的决策。 影片开机前，主创们再次随谢导来到横店。我和大家站在高低起伏的山丘上，听着徐老先生轻声跟谢导说：“我们会把这座山挖掉，把这里变成珠江，沿岸建起一排外国领事馆的楼房；在它们的背后，是热闹的广州街，包括沿街的商铺、酒楼、妓院、刑场、监狱；再把那座山挖掉，建成广州市内陆小运河以及河边的贫民窟……”望着眼前没有一块平整空地的荒山野岭，别说河流，连个小水洼都看不见。我根本想象不出未来的拍摄场景能够在此处产生，更不相信在有限的时间里能够完成。 《鸦片战争》计划在1996年5月8日开机，10月将赴横店拍摄。仅仅五个月的时间，即使是愚公移山，也需要子子孙孙继续下去才行。我当时想，这完全是天方夜谭，谢导很有可能被这个乡镇企业家忽悠了。影片于5月20日在广东开机。拍摄期间，我故作轻淡地问过谢导：“横店的场景能否按时完工？”谢导像没事人一样，爽快地回答：“我都不担心，你担心什么？” 1996年10月，摄制组顺利完成了广东等地的拍摄，如期来到横店。我们立即赶赴景区勘查。果然，原来的山丘已不复存在。一片硕大的人工湖、码头，以及沿岸的领馆、教堂、银行、邮局等一座座洋楼呈现在我们面前。再看周边的各种场景，全都按照设计要求建造完毕，而且清一色都是真材实料、能住人、能使用百年的真房子，因为横店人根本不会建假房子。广州街的石板路更是用一块块老旧的真石板铺就而成，极富真实质感和厚重的历史感。后来得知，为了体现最好的效果，同时又能争取时间、节约成本，这些老旧石材是他们在周边地区广泛征集而来的。如果现在去那里旅游观光，你会发现，脚下的路面上有很多石板都是古老的墓碑。 那时，我完全被眼前翻天覆地的变化惊呆了，也彻底被徐文荣老先生敢想敢干、务实守信的人格以及横店人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所折服。就这样，《鸦片战争》拍摄所需的19世纪广州街景区，即成为横店影视城的开山第一景，被载入中国电影史册。为了留念，谢导代表剧组在景区内种下了第一棵纪念树。从此，每个剧组在横店建景拍摄之后都要种一棵树，这成为一种传统。37年过去，这棵树已然枝繁叶茂，傲然挺立，象征着横店集团和中国电影事业的勃勃生机。 虎门销烟 在广东虎门炮台旁边的沿海空地上，我们搭建了三个呈品字形的巨型销烟池，影片将在这里拍摄当年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壮观场面。 选景和拍摄前复景时，我们都赶上了坏天气，天空阴云密布，雾霾弥漫。只见这片海边空地上是一片平滩，没有任何制高点，这使得拍摄有效的全景成为难点，而理想的高度至少要20米以上。条件所限，我只好无奈地使用12米摇臂，升至最高，拍摄全景。同时，天气条件也是我担心的重要因素。如果拍摄当天仍旧是雾霾天，光线效果很难烘托画面气氛，不利于营造激昂振奋的情绪。 实拍当天，我们早早来到景地准备。令我激动不已的是，不但天气晴朗、阳光明媚，而且远处出现了一座小山。这就是我心中盼望的制高点。虽然距离有些远，但依我的经验来看，用长焦距镜头“吊摄”，应该可以达到目的。唯一的要求是，拍摄时不能有雾。 我们用上午的时间拍完销烟场面之前的镜头，我即刻带着一组摄影机和人员赶往旁边的山坡。临走时，我对现场副导演祝士彬说“我去山上拍全景，你跟谢导说一声”，他说：“没事，你去吧，反正谢导也不管你。” 我们披荆斩棘地在山坡密林中设好机位，那时已近中午，明日高照，空气中没有雾气阻隔，销烟池场景的一切尽显眼前。只是距离太远，对讲机与现场失联，只能依稀听到副导演高喊的喇叭声。因此，何时开始拍摄，需要我时刻观察现场动向，及时开机。 我们在山坡上远远地静观现场缓慢复杂的布置进程，焦急地等待各项准备工作的完成。突然听到鞭炮和鼓声交集响起，这意味着——现场开始实拍了。我即刻开机，记录下“虎门销烟”这一经典场面的历史性瞬间（见图1）。 图1.从山坡上的制高点拍摄“虎门销烟”的场景 许鞍华导演现场助阵 在影片拍摄过程中，经常有业内著名人物到现场探班。台湾著名导演李行就是常客，因为他是谢导多年的挚友，也是影片的策划人之一。 有一天，我们在虎门拍摄英军攻战虎门炮台的大场面戏。我到现场不久，就看见谢导领着一位女士走过来。走近一看，原来是与我相熟的香港著名导演许鞍华。不用想，她也是因为谢导，专程从香港来探班的。随后，谢导轻描淡写地对我说：“今天许鞍华导演来帮我们拍这场戏。”啊？许鞍华导演不是探班？她怎样帮我们拍这场戏？顶替谢导吗？后来出现的完全是我意想不到的状况。 在大家各自做拍摄前准备的时候，只见许鞍华导演独自在城门外的空地上走来走去，四处观察一阵之后便消失了。等她再次出现时，俨然是一副田间劳动者的形象。她头戴一顶黑色遮阳帽，脖子上挎着一条黄毛巾，领着众多洋人模样的群众演员走入现场。接着，她前后左右地布置他们的位置和行动方式，并不停地用英语向他们喊话。原来，她是来做这场戏的副导演，或者叫现场执行导演。我立刻明白，许鞍华导演是以此方式表达对谢导真诚的敬意。我不禁对许鞍华导演和谢晋导演以及他们之间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友情心生敬佩。后来得知，许鞍华导演也是本片的策划者之一。 这场戏群众演员众多，演绎难度巨大。有火炮、炸点、中弹；有拼杀、肉搏、攀长梯、高空摔落；还有演员英勇就义的激情表演。那应该是七八月份的季节，距离北回归线极近的虎门炮台，酷热难忍。在烈日下，我们从早晨开始，一直拍到日落黄昏。 夕阳西下时分，我们圆满地完成了拍摄任务。众人纷纷离开现场，我看见许鞍华导演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地坐在城墙一角。我走上前去，想关心一下她，便用广东话问道：“点嘛？”她停顿片刻，抬起头苦笑一下。在偌大的拍摄现场前前后后不停地奔跑、调度、呼喊、暴晒一整天，对于一位将近五十岁的女性而言，消耗程度可想而知。况且，她已多年没做过现场副导演了。 侯咏（左）、许鞍华（中）、谢晋（右）在拍摄现场 拒绝熬夜的谢导 1996年，谢导已73岁高龄。为了确保每天拍摄时精力充沛，他严格控制每天的工作时间，绝不超时。开始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有一次，在广东一处清代名园内拍摄。按计划，白天拍完日景，晚上再拍一小场夜戏，第二天就可以撤景转点了。因为夜戏的镜头不多，晚上的时间充裕，我就想，可以把光布得更精细一些。晚饭后，我和灯光师赵振刚一边研究，一边搞起了艺术，直到晚上九点多，才开始正式拍摄。 然而，正当夜戏拍了一半的时候，现场所有的灯都灭了。谢导马上走过来，问我怎么回事，灯光师过来说：“谢导对不起，发电车出了故障，我们正在抢修。”谢导略带兴奋地说：“你看，我说拍不了吧？”我对谢导说：“等等看，如果修好了就接着拍”，谢导说：“我看是修不好了。”我对此非常纳闷，从来没见过哪个导演遇到现场出问题时不但不着急，反倒特别“高兴”。正说着，灯又亮了。我们继续拍摄，直到过了零点才收工。谢导离开现场时，略显疲惫地看了我片刻，什么也没说，转头悻悻然地走了。 从那次以后，我终于明白了谢导的心思。后来，剧组尽量不安排日景、夜景连拍，更少有大夜班熬夜工作。因此，剧组的年轻人经常在收工以后，三五成群地将剩余精力投入体育锻炼中。这种情况在其他摄制组是绝无仅有的。 舟山群岛的遭遇 美术部门在浙江舟山的桃花岛搭建了当年的定海城。我们不仅要拍摄英军攻占定海城的战争场面，还要在附近海域拍摄海战的内容。 那时的我还不是金庸迷，并不知道桃花岛的名气有多大。经历了桃花岛拍摄之后，我才知道，桃花岛并非金庸笔下的世外仙境，也不像名字看起来那样浪漫美好。 剧组人员驻扎在舟山市，每天乘坐剧组的金枪鱼号道具船，往返于舟山和桃花岛之间。在海上行驶当中，拍摄船上的戏；到达桃花岛，拍摄岛上的戏。 这艘道具船是剧组以100万元从海军方面购买而来的退役舰艇，经全面改装后变成影片中的金枪鱼号英军战舰。 为了节约燃油，在拍完金枪鱼号船上所有镜头和它在海上行进的大部分镜头之后，金枪鱼号停泊在桃花岛的港湾中，不再承担运送剧组人员的任务。后面几天，我们乘坐租来的客艇去往桃花岛，集中拍摄岛上的戏，之后再拍金枪鱼号所剩余的镜头。 那天一大早起床，天空中黑云覆盖、光照微弱，我不由担心起当天的戏该怎么办？此时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昨天夜里，台风突袭桃花岛，强大的风浪致使金枪鱼号脱锚后飘入大海。我们立刻乘船从舟山出发，赶往桃花岛。这条熟悉的海上之路，在波涛翻滚之间比平日显得倍加艰难和遥远。我相信，船上所有人此时都在担忧同样的问题——金枪鱼号现在怎样了？船上两名守夜的剧组人员怎样了？ 大家怀着焦急的心情抵达桃花岛，岛上的几个渔民早已在码头等待着。我们向渔民们打听情况后得知：昨晚金枪鱼号脱锚后被风浪吹向深海，与礁石不断碰撞造成船体破损，船身进水，逐渐下沉。船上两名守船的剧组场工为了逃生，趁着船体靠近礁石的瞬间跳上礁石。两人在风雨交加之中，在这块仅能容身的礁石上瑟瑟发抖，抱团取暖，等待天亮。然而，天还没亮，海水又开始涨潮。随着暴风骤雨一阵阵加剧，水位在不断提高，礁石的面积越来越小，两个场工面临着将要被海水淹没的危机。 拂晓时分，大雨虽然止住，但狂风依旧。有岛上的渔民知道了金枪鱼号在夜间失事的消息，驾驶小摩托艇前去察探。猛然间发现了躲在礁石上的两人，便立即向前靠近，试图营救。由于风浪太大，小艇极易被礁石撞翻，稍有不慎就会船毁人亡。所幸的是，这位渔民是一名非常有经验的船工，谙熟水性又勇敢机敏，几次探试之后就成功登陆，将两名经受严重惊吓的场工救上小艇。目前，他们正在岛上的客栈中取暖休息。 无论当时在现场听到这里，还是此刻写至此处，都有种让人长舒一口大气的释缓。 接下来，我们急迫地要乘船前往桃花岛东部海域，探寻金枪鱼号的下落。当我们刚刚接近事发地点的时候，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幅令所有人都无比震撼的景象：一个黑乎乎的三角形物体远远地在海水中伫立，在它周边墨色的海面上漂浮着密密麻麻的白色碎片。 随着行船越来越近，眼前的一切逐渐清晰。黑色三角形物体就是大半部分已经沉入水下的金枪鱼号的船头。海面上的白色碎片是改装船体贴在船身外表的龙骨和一块块木板，此时已全部脱落，漂浮在船周围水面上。此情此景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沉没时的泰坦尼克号，令我感受到的，却是当年在藏地天葬台上看到的一座高大耸立的玛尼堆，周围被无数片白色的经幡和纸签所覆盖的悲壮情景。 大家眼睁睁地看着金枪鱼号道具船一点点没入水面。我看见谢导望着眼前漂满木板的海面沉默不语。这是我在整部影片拍摄中唯一一次见到他如此凝重的表情（见图2）。 图2.表情凝重的谢晋导演 后来，剧组将另一艘由渔船改造成的清军道具战船的镜头全部拍完之后，再将其改造成金枪鱼号，才拍完了它遗留的所有镜头。 这次惊险而惨痛的经历成为我对桃花岛刻骨铭心的记忆。 英国会议的拍摄花絮 影片中有部分段落是表现英国方面如何针对清朝政府禁烟举措的对应内容。因此，我们曾两赴英国选景和拍摄。我们在当地组织了一套英方协助拍摄的专业职能团队，包括外联制片组、副导演组、美术组、照明组、移动组等等。在谢导的统一指导下，双方缜密合作，拍摄过程非常顺利而愉快，效果也几近完美。 记得在牛津大学校区内一座酷似当年英国议会厅的建筑内，拍摄英国议会讨论是否向清朝政府开战的一场戏。主战派和保守派双方各持己见、争执不下。这时，英国驻华鸦片商人兰斯洛特·颠地走进议会大厅。他是被主战派专程从中国请来进行专题演讲，鼓吹向大清宣战的。 颠地从特意带来的一口大木箱中取出三件中国文物摆上桌面，分别是青铜鼎、双耳白玉瓶和黄地粉彩瓷赏瓶。然后，他开始了一番慷慨陈词的演讲。最后他说道：“现在的中国已经不再像青铜鼎那样坚不可摧，而是像这座陶瓷赏瓶一样，外表坚硬，精美绝伦，实质却脆弱无比，不堪一击。只消轻轻一碰就会······”说着，他一把将台面上的瓷瓶推翻在地，瓷瓶当即摔得粉碎。 我当时理解，这场戏结束的打点镜头就是这个瓷瓶被掀翻并摔落粉粹的特写画面。因此，镜头不仅要全程跟随瓷瓶落地，落幅画面还要准确跟摇到地面那片粉碎的瓷片上并且停留良久，以此作为影片承前启后的段落节点，以便后期可以在此画面上淡出或渐隐，还可以直接作为字幕衬底。如上所述，行家都能想见这个镜头的难度有多大。它不仅对摄影师的掌机技术和节奏感是严峻考验，对于跟焦员也同样如此；同时，还需要演员能够比较准确地将瓷瓶推送到指定位置摔碎。 在拍这个镜头之前，道具师张先春先生（我们都亲切地叫他张大帅。之后他被横店集团聘为横店影视城总设计师，设计了清明上河图和圆明园等景区）愁容满面地悄声跟我说：“这个镜头你只能拍两次，因为我从国内只带来两个道具赏瓶。一旦两次都拍不好就歪腻了。”我当时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回答说：“我争取一次就拍好”，他将信将疑地笑道：“如果一次拍成，我把另一个送给你。”我俩拉钩上吊，算是赌定。 这一幕被一旁的谢导看见，他问明情况后摇着头说：“这不太能。”谢导的激将法，我立刻就“中招”了。我说：“您看着吧！”接下来，我要在两百多个饰演英国议员的群众演员众目睽睽之下，进行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现场擂台表演。 我首先转头问跟焦员二刚“行吗？”他默默地点点头。我又让翻译将情况告知饰演颠地的英国演员鲍勃·佩克，并要求他尽力配合，鲍勃说“我以前在美国也拍过一个类似的镜头，那个摄影师拍了三次才拍好，那已经算很出色了”。他的意思是，并不看好我能一次成功。 鲍勃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演员，他绝对清楚如何与摄影师配合。万事俱备，开始拍摄。只听鲍勃喊着“One，Two，Three”，他在第三声中挥动了手臂，手起瓶落，我的镜头顺势跟摇，向下一甩，随着“哗啦”一声，镜头正好停留在摔碎的瓷瓶残骸正中（见图3）。此时，我屏住呼吸，不敢有丝毫晃动，直到20秒后，谢导喊停才关机。那时，现场一片寂静，就像书中常常描述的“掉根针都能听到”那样。我仍然把住摇柄不动，让二刚检查落幅焦点。看到二刚用目测和卷尺测量，双重检查完毕，再次点点头之后，我才转身向谢导说“可以了”。 图3.瓷瓶被摔碎前后的画面 谢导立刻站起身，高兴地鼓起掌。现场也随之响起热烈的掌声，所有人都在为这个“一次过”的高难度镜头祝贺。当时，我的感觉简直是爽之又爽！道具师张大帅走过来握住我的手说：“我一定把那个赏瓶完好无损地运回国，亲手在北京交给你。”直到今天，那个赏瓶还完好无损地放在我的客厅里。 抢拍故宫雨景 在影片一开场，我们设计了“紫禁城笼罩在滂沱大雨中”的一个气氛镜头，以表现当时正值风雨飘摇的中国，即将面临一场历史上最危机的灭顶之灾。 由于那是一个大全景，要在故宫做大面积的人工降雨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也是不被允许的。我们只能期待老天帮忙，在天降大雨时去故宫拍摄。可谁都知道，那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 那天，我们在北京天坛拍摄道光皇帝祭天的场面戏。中午刚过，原本晴朗的天空瞬时阴云密布，并不时地响起阵阵闷雷。我正在发愁天气变化造成光线效果无法衔接的问题，甚至当天的内容能否全部完成的时候，谢导快速走过来对我说：“快去拍故宫的镜头啊！”我立刻反应过来，当即安排副摄影尚勇带领B机小分队赶往故宫，并详细向他说明之前选景时在午门城楼上确定好的精确机位。 然而，我们下午继续在天坛拍摄的过程中，仅仅飘落了一阵零星小雨，就恢复了多云天气。我当时既庆幸又郁闷。庆幸的是，我们能够顺利拍完天坛的全部镜头；郁闷的是，故宫的镜头泡汤了。 天黑之前，我们收工时，尚勇他们回到现场。我问他：“故宫下雨了吗？”他说：“下了”；我问他：“拍到了吗？”他说：“拍到了”；我再问：“雨大吗？”他说：“大，很大”。我这才注意到，尚勇身上的衣服早已经湿透。这可真是老天相助啊！而且是区别对待、分别相助。 就这样，我们收获了双重意外大礼。后来在样片中看到这个镜头，的确具足了浓郁的画面氛围和震撼的视觉效果（见图4）。想当初，若不是谢导的宏观决断和及时提醒，这个珍贵的镜头就会错过大好的天赐良机。 图4.“紫禁城笼罩在滂沱大雨中”的气氛镜头 酒仙谢导与演员 有一次在广州，作为陪同，我随谢导出席了剧组为迎接来自英国的演员们的接风晚宴。宴席上，谢导展示了他那闻名天下的酒仙风范和过人的酒量，并且教这些老外们如何饮酒。他说：“中国人喝酒不是一口一口喝，更不能抿着喝”，随后示范着将酒杯举至嘴边，猛然仰脖，同时手臂一扬，像吹喇叭一样，快速将满杯的酒倾然倒入深喉。他说“这样才是会喝酒的”。 所有人都知道谢导爱酒如命，这下我算是眼见为实了。后来，与谢导接触多了还发现，他几乎从不吃水果。拍摄期间，他把朋友送给他的所有水果都分给工作人员。我曾问他：“为何不吃水果？”他的回答令我啼笑皆非，“酒中含有大量的多种维生素和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比水果棒多了，所以，我喝酒就够了。”真不知道他说的有无道理。 在那次广州的宴席上，谢导谈起了他对演员的看法。谢导说：“演员都需要保护他们脆弱的内心，所以我一贯对演员呵护有加。”我当时不懂，心想，演员的内心有什么可脆弱的，都是大老爷们儿，有什么可保护的？ 当时饰演侵华英军总司令乔治·懿律的英国演员西蒙·威廉姆斯对谢导这番话赞叹不已。他说：“我们演员其实就像儿童一样，在导演面前很容易心理崩溃，丧失自信。现在听了谢导的话就放心了。” 这是我跟谢导学到的又一堂导演课。 日本东京的意外收获 影片的拍摄于1996年12月初全部杀青。1997年春节后，我们赴日本东京做调色、字幕、特效合成和标准拷贝等后期制作。在谢导的亲自带领下，我们住进东京现象所的招待所。 一天晚上，谢导外出会客回来，走进我们住的套房，拿出一台佳能单反135照相机对我说：“刚才高仓健请我吃饭。他送给我一台照相机，给你留着用吧。”啊！我真是受宠若惊。我说：“高仓健送给您的礼物，我拿了合适吗？”谢导说：“这个礼物送给你更有意义啊”。 谢导这么说，我当然欣然接受了。这句话，我后来琢磨了很久，终于明白了其中的意义所在。如今两位国际影坛巨人已经相继离世，这台相机作为纪念两人多年的友谊，甚至见证中日两国电影艺术家之间的紧密关系，以及对老一辈艺术家的艺术传承都具有象征性和实质性的意义。 后来，这台照相机我一直不舍得使用，珍藏至今。 跋 跟随谢导拍摄《鸦片战争》的过程中，还有许多值得回忆和书写的片段。由于时间和篇幅的原因，在此就不多赘述了。 总之，《鸦片战争》的拍摄过程，是一次难得的、非常纯粹的创作过程，是我从影历史中身心最放松、创作精力最集中的一次经历，因为谢导给予了我最大的信任和最广阔的创作空间，同时也给我带来了荣誉、成长和美好的记忆。在此，由衷感谢谢导在天之灵。 影片《鸦片战争》于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在全国以及全球部分国家和地区公映。通过影片，谢导完美地实现了他晚年大作的夙愿，圆满地完成了时代赋予他的历史使命。 许多年以后，在一场电影节的活动中，我再次与谢导相遇。谢导问我：“听说你在做导演？”我说：“是”；他说：“你不要干导演”，我诧异地问：“为什么？”；他非常认真地对我说：“中国电影界缺少你这么优秀的摄影师，你不做摄影是很大的损失。”我当时立刻感到巨大的震动。谢导之前对于作为摄影师的我，从未给予过如此高的肯定和评价。同时，又是对于作为导演的我，最为苦口婆心的忠告。 想不到，那竟然是我跟谢导的最后一次见面。这番话，就此成为他留给我的最终遗嘱。不久，好像是第二年，我就意外地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按照谢导健康的身体状况和乐观潇洒的人生态度，他完全可以懿享百年的。 呜呼哉！先人已故，追忆潸然。 2023年8月28日 责任编辑：